策略就是在拖着日中关系往悬崖上走了。

　　从过去的一年来看，日中贸易往来发展迅速，而我国在婆罗洲的垦殖也获得了不错的进展。婆罗洲的木头和稻米，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缺口。而且婆罗洲被砍伐掉的森林，也刚好用来种植橡胶，这将令我国完成橡胶原料的自给自足。

　　由此看来，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东亚的和平，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和中国进一步展开贸易上的合作，并进一步开发婆罗洲的森林和荒地。只要能够把婆罗洲开发出来，那么日本就能够进一步的对南洋加以控制，从而扩张帝国在南方的影响力。

　　反之，我们现在不趁着列强虚弱的时机开发南洋，等到过上几年欧洲各国恢复了元气，那么日本就会被再次关闭在东亚的狭小海域内。”

　　原敬自然是认同高桥藏相的主张的，事实上现在的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巴黎和会上，不少日本政治精英也同样在激动的关注着这次和会，希望能够让日本彻底的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仅仅成为东亚的地区强国。

　　因此，原敬一边要求外务省对于日中贸易及悬案的交涉务必保持谨慎；一边则让人打听中国派出的和会代表，并让小幡公使暗示北京政府，如果中国愿意和日本在和会上共同进退的话，那么日本不介意在当下的两国谈判中做出让步。

　　对于日本政府给出的香饵，国民党倒是很想吃下去，只是王葆真表示反对。他认为日中谈判和巴黎和会完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为一谈。

　　而在各方的磋商下，中国派出参加和会的五名代表也终于落实了下来。因为革命委员会在列强眼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原本想要去和会镀金的官员们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吴川必然会成为代表团的第一人，但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出任公职，使得一些老资格的官员加入代表团就必然会位居于其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在数日讨论之后，各方终于决定让吴川、王葆真、王正廷、陈友仁、顾维钧五人作为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除了顾维钧外，其他人都算是革命党，在革命资历中都不及吴川，至于顾维钧则属于少年得志，并无所谓经验和资历。

　　在北京忙于讨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的时候，吴川此时却在总参谋部部长蒋百里的陪同下，前往了公主岭军事装备研究基地。今次他来参观的是火箭项目，在经历了四年的研究，其中两年走了弯路，不过在经过不断的修正错误之后，这一项目终于完成了第一种能够升空的液体火箭了。

　　负责火箭研究项目的一开始只有俄国科学家，之后又加入了德国工程师和美国工程师，最终俄国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和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主导了这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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