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印度支那的社会调查上，也是因为军部对于中国南方能否抵抗国民革命军的南下失去了信心。假如南方军阀抵达不住北方国民革命军的南下，那么他们对于中国南方研究的再透彻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在北方革命军南下之后，他们所研究的东西都是废纸一张，因此军部一边加强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情报收集，另一边则把精力放在了对东南亚的情报收集上。

　　1916年前往昆明的板垣征四郎在经过了2年多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研究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国人根本不了解印度支那民众的喜好和文化，他们的殖民同化政策已经激发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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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所谓的杜美体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让当地土人接受法国文化，从而让他们变成法国的海外国民，但是他们又拒绝给予这些殖民地民族以法国国民应当享有的权力。于是，在法国的殖民教育下，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各民族，变得越来越反对法国的殖民地统治了。

　　日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属于同源文化，我们和印度支那各民族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习俗，这也意味着我们比法国人更有权力去统治这些民族…”

　　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实业家们也正式向原敬内阁发起了呼吁，要求维持日中友好关系，不能因为满清遗留问题和庚子赔款破坏了两国的关系。他们向藏相高桥是清请愿道：“现在欧洲订单因为战争结束而大量取消，只有中国方面的订单还继续保持着上涨势头。如果日中两国交恶，我们许多工厂都不得不停工歇业了，大量的工人将会因为失去工作而走上街头抗议，这显然是有碍国家稳定的。”

　　作为金融界的代表，高桥也不愿意见到日中贸易为两国的政治所干扰。他向原敬指出：“外交省试图用最惠国待遇交换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北京政府现在正对各国进行单独谈判以取江浙湖汉北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对日本破例。对日本破例，也就意味着要对英法美等列强退让，那么谈判就会回到原地。也许孙中山、徐世昌会迫于形势而接受，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外交省的官员显然还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是革命委员会先有了废除条约的能力才有了修约的谈判，而不是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和各国的谈判去修改同各国的条约。中国的海关一直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现在连英国人都无法阻止中国人收回海关的权力，中国人又怎么会对我国让步？

　　我们所采取的强硬措施，不过是进一步让中国对日本产生警惕之心，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灭亡中国的能力，这种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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