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志渐骄”。姑且不论《明史》编纂者说袁“志渐骄”的根据何在，可“志渐骄”怎麽就一定会导致“与桂不协”，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为恶劣的是，《明史》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而且这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这就是在暗示人们：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将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私心大於公德，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妄杀”，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原来不过是《明史》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
《明史》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
《明史/袁崇焕传》曰：“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不去收复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这与“仇袁人士”的说法颇为一致。
可事实正好相反。袁崇焕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的复辽之计为证。袁崇焕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整顿关宁兵马；就是整饬军纪，安抚将士，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依法治边，统一建制军令，结束各自为阵、互相牵制内斗，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就是加强防御、以守为攻。
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说明袁崇焕并未“欲诛毛文龙”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听从统一指挥，不但不杀，反而还继续重用。且若用毛文龙，还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事实也是如此。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树志的《崇祯传》），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连祖宗姓都改成“毛”的亲信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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