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昌化的土豪恶霸固然很多，泼皮刁民同样也不少。很多骨头最硬的佃户，居然已经七八年没交过租。而各种“抢米吃大户”的事情，也是年年都有，屡见不鲜。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时候，地主们的收租总是会搞得好像鬼子进村一样，一路上到处被埋伏打闷棍，那些打手管家当真是在用生命帮主子收钱……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王秋隐约地感觉到，最近这些年以来，昌化这地方的地主和农民们，似乎在连绵不断的互相攻杀之中，达成了一种貌似很“和谐”的动态平衡——双方都已经杀得快要杀不动了。

　　虽然就浙江全省而言，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阶级矛盾都像昌化这边一样突出，但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好。

　　说起来，浙江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严重，至少在清末的时候，情况大致还算勉强可以。毕竟，江南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浙江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甚至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光。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压在浙江农民身上的负担，可远远不止地租这一项而已——作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浙江农民们的农具、肥料、种子往往都要赊账借贷来购买。缴纳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问题是，到了民国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前沿地区，浙江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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