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衍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愈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的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出，北京的学生们震惊了，北京的人民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都震惊了！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其中便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他们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们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很快便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礼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当晚的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拳头仰天而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

　　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之后，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他们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竖起了一幅硕大的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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