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不愿为老袁服务，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士珍，他自命忠于清室，民国后便隐居乡里；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消极政治；于式枚也以遗老自居，退居青岛；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辨帅张勋，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第二才是袁世凯，大清朝都亡了，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与唐绍仪失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这才给了那些新进党徒机会。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侣、故友、耆硕之分，但他的那些老朋友并不买他的帐，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即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除了李经羲坦然接受外，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的待遇，但张謇等仍旧不以为然，毫不买账。也许，在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小样，就你小袁这德性，还能称王称帝？做你的白日梦吧。至于徐世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几十年的交情了，袁还比徐小4岁，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结为金兰之好。当年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袁世凯正值年少，轻财尚侠，他随后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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