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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