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听说唐绍仪挂冠而去后，正要派人前去挽留，这时唐绍仪的辞呈已从天津电报局发来。唐在电报中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袁世凯见首任内阁即将垮台，脸上也很挂不住，随即便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去天津劝驾，看事情有无转机。等梁士诒到了天津后，见唐绍仪去意已决，也只得怏怏而回。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唐绍仪当时能做的也只能是辞职，作为跟随袁世凯多年的僚属，他的力量实在是无法与袁世凯抗衡。

　　如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组建的第一任内阁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又不得人心的。

　　正因为如此，唐绍仪的辞职引起了参议院中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发表文章责骂唐绍仪是“擅离职守、乘间潜逃”，并声称“同盟会员不宜再担任内阁总理”。面对共和党、统一党人的攻击，同盟会则对唐绍仪进行了辩解和还击，他们认为唐绍仪在这次的事件中完全是受逼而退，真正需要追究的应该是另有其人。

　　唐绍仪已去，内阁总理不可久悬，袁世凯只得在6月27日批准了唐绍仪的辞职，随后提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人选。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并不想让陆征祥来接任总理，而是另有人选。在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政务上对他的帮助特别大，一个是唐绍仪，另一个是徐世昌，可谓“左膀右臂”。如今“左膀”闹翻了脸，袁世凯当时就想提名徐世昌来接任总理一职。

　　可惜的是，徐世昌当时对清朝还有感情，他宁可躲在外国的租界中做寓公，也不愿出山；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他们对此反应十分激烈，坚决反对提名徐世昌做内阁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在6月29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名陆征祥担任总理职务。陆征祥是上海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后来又进了京师同文馆学习，精通多国语言。陆征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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