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等于一两白银。

　　明朝中央的一年的税收之所以一直保持在数百万两，而南宋动不动税收就高达1亿贯，除开白银与铜板的换算比例发生的变化外，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否则清朝顺治时候税收就达到了两千多万两白银，而明朝即使藏富于民也不止区区的数百万两。

　　第一个原因是，明朝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税收体制继承的是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交实物税，也就是交米麦丝棉等农作物，而不必交银子。

　　即使“一条鞭法”推广后也只是夏粮及经济作物以银子交税，而秋粮依然是以实物大米交税。

　　所以，明中后期以前的岁入的数百万两白银，实际上是除农业税以外的其他诸如商业税、盐课税、矿税等。

　　第二个原因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明朝中央财政穷困的关键。

　　依照洪武皇帝的定制，明朝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是分开来算的，地方税收直接归入地方政府，就地收支，不必上缴到户部。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每年的实物税收大概能折算为000万石米，以一两银子两石米计算，明朝实物税折银大概为一千五百万两白银。

　　再加上明初中央实际税收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地方上的总税收一千四百两，明朝初期的财政总收入为三千多万两白银。

　　南宋与明初白银的购买力相当，虽然明初的税收比不上南宋，但是比后来的清朝是要富裕许多。

　　清朝在康熙年间岁收达到近三千万两白银，乾隆时期则近五千万两，不过由于明朝中后期日本和南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导致清朝白银的购买力远低于明朝，所以明朝的财政收入高于清朝。

　　正是因为明朝采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的税收，地方税收都在当地政府就地支取，这使得地方官吏想尽办法中饱私囊，隐瞒、虚报、欺骗税收。

　　这使得明朝的税收没有到达国库，绝大多数都进了士绅阶层人员的手中，也就是所谓的“藏富于民”。

　　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大明户部国库里的银两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江南大财主的金库，这使得大明每遇到天灾战祸国库都捉襟见肘，而那些江南士绅商贾却富得流油，每次向朝廷捐献的银两都有数百万两之巨，可谓既占了便宜又落了一个好名声。

　　明朝的财政之所以会陷入窘境，归根结底与明太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洪武皇帝可谓是历朝历代出身最为贫贱的皇帝，虽然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但因为他出身的局限性，使得他的思想带有严重的农意识。

　　由于这种农意识根深蒂固，洪武皇帝极度重农抑商，在他的眼里或许根本不该有商人这种不劳而获的阶层出现，而他的理想国度是男耕女织，丰衣足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种农意识的局限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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